黨的是一個催人奮進的大會報告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對于統一全黨思想認識、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將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三篇黨的八大報告解讀——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范文，歡迎大家閱讀。

黨的八大報告解讀——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范文一

《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這主要是：

一、 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從2008年下半年起明顯下滑，到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到谷底，但從2009年第二季度起扭轉了下滑趨勢，開始逐季回升，走出了一個標準的V字形反轉，在全球率先實現經濟形勢總體回升向好。但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仍然不足。因為經濟的回升主要是依靠政府實施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等政策發揮作用的結果，而社會投資意愿尚未明顯跟進，居民消費后勁亦感不足，進一步擴大內需難度加大，而外需的萎縮和低迷狀態又難以在短期內改變。

二、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強，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矛盾突出，結構調整難度加大。目前，總體上說，我國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我國已有近200種產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卻很少。在出口產品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尚不到10%。由于我國出口產品大量是貼牌產品，處于國際產業分工價值鏈的低端，附加值很低，導致利潤大量流失。據統計，在我國出口的通訊、半導體、生物醫藥和計算機等高新技術產品中，外國公司獲得授權的專利數占到90%以上。在新興產業發展方面，我國總體上也缺乏核心技術和領軍人才。與此同時，我國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而淘汰落后產能和兼并重組又面臨就業壓力大、體制機制不健全等制約。不僅一些傳統產業仍在盲目擴張，而且一些新興產業也出現重復建設傾向。

三、就業壓力總體上持續增加和結構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一方面，從勞動力供求總量看，一定時期內仍處于供大于求的局面，城鎮新成長勞動力和高校畢業生的規模很大，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任務也還很大。另一方面，在就業上又存在著一定的結構性供不應求的用工短缺情況。2010年新春伊始，珠三角、長三角等沿海地區就出現了“用工荒”問題。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近期調查，東部沿海地區有70%被調查的企業存在“用工荒”。這一來是因為經濟回升向好，企業特別是沿海外貿企業的訂單增多，因此用工需求旺盛，更需要具有一定經驗和技能的熟練工、技術工;二來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對工作選擇、生活待遇、未來前途等有了新要求。這就使得用工需求方與勞動供給方二者出現不匹配。

四、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的基礎不穩固。一來，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薄弱，農業抗災能力不強，農業生產受氣候變化的影響還很大;二來，農業科技推廣等社會化服務的基層體系尚不健全，其對農業生產的支撐不足;三來，糧食連續6年實現增產，糧食生產基數不斷提高，農業種養的比較效益又偏低，農產品價格下行壓力亦較大，糧食持續增收和農民持續增收的難度都在加大;四來，農村各項公共事業的發展還很滯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也使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一些值得關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如保護耕地問題、保障農民權益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等。

五、財政金融領域潛在風險增加。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我國及時、果斷地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實施并不斷完善一攬子計劃，有效擴大了內需，很快扭轉了經濟增速明顯下滑趨勢。但與此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財政金融風險。2009年，貨幣信貸超常增長，人民幣新增貸款高達

9.6萬億元，同比多增4.7萬億元。這對房地產等資產價格上漲和滯后的消費物價上漲產生了很大壓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迅速發展，潛伏的財政信用風險不容忽視。

六、醫療、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會管理等方面的突出問題亟待解決。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我國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也是我國社會矛盾凸顯期。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任務還很艱巨。據新華網、人民網2010年“兩會”前夕分別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醫療衛生、教育公平、調控房價這“三難三貴”問題(看病難、看病貴，上學難、上學貴，買房難、買房貴)仍被選入前十大熱點問題，其中，特別是房價過快上漲問題從來沒有像2010年這樣備受關注。同時，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也被選為前十大熱點問題，而且在新華網調查結果中還被列為榜首。調查認為，我國目前絕大多數居民并不是沒有消費意愿，而是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一些居民收入水平較低，消費能力不足。另外，戶籍改革、養老保險、反貪反腐、司法公正、民主監督、網絡問政等社會管理方面的問題也受到廣大網民的高度關注而被選為前十大熱點問題。

我們必須全面、正確地判斷形勢，決不能把經濟回升向好的趨勢等同于經濟運行的根本好轉。要增強憂患意識，充分利用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努力化解矛盾，更加周密地做好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的準備，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動權，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黨的八大報告解讀——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范文二

對于我國當前的社會主要矛盾，幾年前就有學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引發了關于社會主要矛盾是否發生改變的討論。目前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最初源于 1956年黨的八大，八大明確提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的需求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在八大提法的基礎上，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進一步明確指出，“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提法沿用至今。在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和建黨 90周年講話中，胡錦濤都重申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但是，胡錦濤同時強調，“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

“這些情況表明，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努力，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化。”“我們必須深刻把握我國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 對于如何把握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及其變化，毛澤東同志曾經精辟地指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情形又往往相互區別„„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毛澤東《矛盾論》)筆者認為，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及其“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沒有變，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仍然是社會需要同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但這兩個方面各自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化”，“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在其兩個方面保持不變的前提下，也應當隨著其反映的內容的變化進行適當的調整。

一、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仍然是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

矛盾的兩個方面規定了矛盾的核心內容，換言之，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到底是哪兩個方面的矛盾是關于主要矛盾討論的首要問題。前些年，部分學者從當前社會管理相對滯后、新的社會矛盾不斷發生這一現實出發認為，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變化，矛盾的兩個方面不再是“物質文化需要”和“社會生產”，而是“公共需求”與“公共產品的供應”。筆者認為，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兩個方面沒有變，仍然是“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在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中，這一點首先必須堅持不能改變。

首先，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從根本上決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 從社會需要來看，需求發展水平整體還不高，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物質需要還遠遠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仍然是需要的主要內容。人民群眾部分物質需要的滿足不等于全部物質需要的滿足，基本物質需要的滿足不等于更高水平物質需要的滿足，大部分人民群眾物質需要的滿足不等于所有人民群眾物質需要的滿足。第二，各種非物質需要雖然快速發展，但仍未上升為主導地位，無論是需要的主體、內容還是需要的層次、結構都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

從社會生產來看，我國社會生產還相對落后，表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我國目前生產力狀況盡管縱向和過去比已經大大提高，但是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而且發展極不平衡，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并不等于生產力水平已經“很高”，社會財富更加豐富并不等于社會財富相當豐富，少數地區“富可敵國”沒有改變大多數地區還欠發達，一些行業領先世界不能替代多數行業還比較落后。當前生產力發展這種相對落后的狀況是制約和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根本的因素。當前我國的生產關系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環節和方面，所有制結構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夠完善，收入分配不公平，利益格局不協調，社會保障不健全，階層結構不合理。目前人民群眾的很多需要不能得到很好滿足固然有生產力不夠發達、物質基礎不夠厚實的原因，但生產關系特別是體制機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等方面的不完善也是重要的原因甚至是更為重要的原因。當前很多新的社會矛盾突出和凸顯并不表明主要矛盾已經改變，恰恰是“社會生產”中的生產關系還不完善所導致，也就是說，生產關系存在一些不完善的環節和方面也是很多社會矛盾的根源。

其次，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決定其他矛盾的發展。

在當前我國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中，究竟是社會需要同社會生產的矛盾決定其他矛盾還是其他矛盾決定社會需要同社會生產的矛盾?顯然，應該是前者決定后者。當前，許多新的矛盾確實也十分突出十分重要，但“重要”不等于“主要”，“突出”地位不等于“領導”地位，“影響”作用不等于“決定”作用。如“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的供應嚴重不足的矛盾”不過是社會生產與需要之間矛盾的一種表現形式，因為社會生產提供的產品理應包括公共產品，人們的需求也理應包括公共需求。同時，公共產品的需求與供給矛盾的最終解決也要依賴于社會生產和需要這一主要矛盾。因此，正是由于我國社會生產(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還相對落后，才導致其他一系列矛盾不斷發生和發展，它不僅是當前其他一切矛盾的總根源，而且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決定和制約著其他矛盾的解決。

二、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均出現了新變化新特點

盡管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沒有變，仍然是社會需要和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但這兩個方面各自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堅持主要矛盾兩個方面不變的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并深入研究這些新變化，并根據其內容上的這些變化對社會主要矛盾兩個方面作出更加準確的表述。

首先，社會需要的新變化需要對現行表述進行適當調整。

當前我國社會需要的發展呈現出發展速度迅猛、新舊更替頻繁、橫向日趨多元、縱向逐漸高端、發展不平衡等特點。具體來說，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需要的對象看，非物質需要突出;二是從需要的層次看，高層需要突出;三是從需要的構成看，綜合性需要突出;四是從需要的屬性看，社會性需要突出;五是從需要的主體看，個性化需要突出;六是從需要的發展水平看，不平衡突出。

可見，隨著社會生產的快速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日漸更新，我國社會需要的結構、層次、內容、形式、主體等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還將在更快的速度和更深的層次上繼續進行。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之所以出現幸福感下降不滿意增加，重要原因就在于社會需要發生了全方位的變化。所以，今天僅僅用“物質文化”來概括人們的需要顯然已經不夠全面和準確，很多需要既非“物質”也非“文化”又超越物

質和文化，如政治訴求、生態需求、公共需求等。如果真要把人的需要只分為兩大類的話，恐怕也只能說“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顯然，“文化”不等于“精神”，“文化”的內涵從其最一般的意義上要比“精神”更加嚴格和特定，如我們可以說民主參與需要是一種精神需要，但顯然不能說是一種文化需要，再如個體的安全需要、歸屬需要、尊重需要和價值實現需要等都是精神需要，但同樣不能說是文化需要。因此，對“社會需要”修飾詞的表述應該相應作出適當的修改。

其次，社會生產的新變化需要對現行表述進行適當調整。

從生產力的變化來看，最顯著的就是中國生產力水平已經大大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社會財富更加豐富，滿足人民群眾各種需要的物質基礎大大增強。從生產關系的變化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有制結構、收入分配制度、經濟體制等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生產關系的變化必然對生產力產生巨大的反作用，同時又會促進分配和消費的發展，極大地改變著人們的需求層次和結構。可見，我國目前的社會生產無論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社會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黨的八大關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已經過去50多年，今天仍然沿用“落后”一詞來概括中國社會生產的現狀未免失之精準，而且從發展趨勢看，一個國家的社會生產也不可能永遠“落后”下去。因此，對“社會生產”修飾詞的表述應該相應作出適當的修改。

三、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應做適當調整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兩個方面沒有變，社會生產和需要的矛盾仍然是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必須堅持這個前提;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各自均發生了重大變化，社會生產和需要都出現了新的特點，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要及時反映出這些變化。據此，筆者認為，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主要的調整有兩點：一是關于社會需要的表述，建議把“物質文化需要”改為“各種需要”(或“物質精神需要”)。理由前已敘述，這樣既解決了原提法概括不夠準確的問題，又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社會需要發展變化的特點。二是關于社會生產的表述，建議“落后”前增加“相對”二字，變為“相對落后”，因為我國生產力水平已大大提高，不再絕對落后，也不可能永遠落后，但相對于世界整體水平還屬于落后，這是第一個“相對”;同時，我國的社會生產盡管到某一歷史時期會達到很發達的水平，但相對于人們發展的需要而言永遠是落后的，這是第二個“相對”。

判斷主要矛盾人人都有責任

近幾年，中國社會似乎開始進入一個矛盾快速積累期，傳媒天天展示著各種社會矛盾與沖突。胡錦濤最近談道：“我國的改革發展正處于一個關鍵時期。在我們面前有許多必須解決而且回避不了的問題，有許多必須抓緊而不能拖延的任務。”溫家寶最近也多次強調，當前中國經濟社會處在一個十分重要的關口。

彌漫在傳媒上的“關鍵時期”、“重要關口”這些概念，到底意味著什么呢?這是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

“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這句話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的，距今已近70年了。我感到，面對今天各種矛盾日趨復雜和并發的情況，我們真的有必要再認真熟讀《矛盾論》這篇紅色經典。

幾十年來，執政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深刻地決定和影響著百姓的生命和中國的命運。1956年9月26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八大的共識是，階級斗爭已不再是主要矛盾，經濟不發達才是主要矛盾，因此全黨要由社會主義革命黨轉為社會主義建設黨。遺憾的是，八大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認可。1957年10月，隨著反右斗爭的擴大，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根本上改變了八大的方針。這以后，自1957年之后，全黨全國的各項工作從根本指導思想上說均以“階級斗爭為綱”，并成為后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中國社會以后幾十年的成串災難，都是由于這種錯誤判斷所導致。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重新將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確立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決策。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對“八大”精神的繼承和超越。

改革前幾十年的彎路和改革開放以來輝煌的發展史說明，執政黨如何判斷社會的主要矛盾，事關千家萬戶的禍福和國家興衰。

主要矛盾的轉變：從私人品匱乏到公共品匱乏說中國進入到一個關鍵時期或重要關口，說明了分析和認清主要矛盾的緊迫性。毛澤東說：“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反過來說，如果找錯了主要矛盾，就可能帶來混亂和災難。

目前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迄今為止，仍然沒有擺脫改革開放初期和中期的認識。這個認識是：目前我們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只要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其他問題就能得到根本解決。這種認識曾經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

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對這樣一種情況無比困惑：持續的經濟增長似乎使社會矛盾和沖突愈來愈多。由此，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固有的判斷，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而我們必須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識出來。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認為是：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

““””結束時，最大的社會問題是物質產品短缺，老百姓缺衣少食，物質生活水平極其低下，人人渴望著少搞點政治斗爭，多改善點物質生活，因貧困引發的怨恨彌漫整個社會。面對這種情況，“上善若水”的態度，就是將社會的主要矛盾確定為貧困，將政策的中心轉到發展經濟上來，就是要給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激勵因素。

人們認識到物品短缺是由于政府壟斷了生產和分配所造成的，因此有了放權讓利，有了市場經濟，有了自由競爭，有了對私有產權的包容，有了對外資的開放。而今天，經過20多年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的持續增長，缺衣少食、上無片瓦已不再是社會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極度匱乏已不是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雖然私人物品匱乏的現象仍然在一些區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們可以說，私人物品極度匱乏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結束了。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和全球化解決了改革開放初期和中期的社會主要矛盾。

然而一個主要矛盾的結束，卻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況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卻在“放下筷子罵娘”的情況下凸顯了。為什么吃飽了還要罵娘呢?也許是恨貪官太多，也許是恨司法腐敗，也許是恨土地被征占，也許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許是恨有冤無處訴，也許是恨教育醫療收費太高，也許是恨社會不安全„„所有這些抱怨，都是沖著公共品短缺而來的。

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費納稅人的稅款，由公共權力部門提供的、服務于社會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務。國家公園、國有道路、自然保護區等有形產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無形服務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給的高效與公平，是保證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條件。我們只要清理一下近年來引發輿論高度關注的種種社會矛盾，便會發現，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社會上的各個階層各個群體，都普遍感到公共品的短缺，因此也都對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埋怨不已。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社會的一些焦點問題。

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條問題，是合法法律權益得不到保障;MBO的國有資產分配問題，是公共資產沒有公平地市場化;農民土地維權問題，是農民合法的土地權益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員會選舉矛盾問題，是農民合法民主政治權利得不到保障;教育腐敗問題，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資源;醫療腐敗問題，是患者享受不到現代社會應有的醫療保障;住房壓力問題，是社會低收入群體得不到基本住房財政資助;民營企業家抗議國資壟斷權的問題，是企業家公平競爭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環保事件的出現，是民眾合法的環境權益得不到保障;知識分子的許多不滿，是由于《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利得不到保障;律師們的不滿，是司法不獨立和判決被暗箱操縱，將所有這些問題集中起來，我們可以看出今天中國的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的權利得不到保障而引發的，是公眾認真要求兌現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款。

此外，社會普遍痛恨的官員腐敗，是公共品供給問題;社會普遍批評的行政低效，是公共品問題;社會普遍關注的財政支出黑洞，是公共品問題;社會普遍質疑的官商勾結，是公共品問題;社會普遍要求推進的官員問責制，是公共品問題;社會普遍要求的有更多的民主參與權，是公共品問題。總之，我們可以斷言：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公眾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p副標題e

如何保障公共品的供給?

我們如果把政府設想成一個政治企業，它抽取和花費的稅收，就是社會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會收益，那么從社會角度看，供養一個政府，也應當有一個成本和收益的核算。這種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學的數學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桿秤”來核算的，這種核算天天在百姓心里進行著，如果不滿意的人愈來愈多，那就說明這政治企業的虧損在加大。

為什么經濟持續增長到今天，中國社會的公共品供給短缺問題反而突出了呢?為什么只進行政策性的調整，已經難以滿足公眾的公共品需求了呢?

這是因為公共品需求的急劇攀升，而現行的供給體制已嚴重不適應。傳統的農耕社會，大量的社會糾紛由家族自行調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結構、數量、專業性和變化性都極其有限。但是，當社會從傳統的農耕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轉變，需要政府統一解決的公共需求急劇增加，專業性和變化性急速提升，對政府的及時回應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

亞當·斯密在分析企業效率的根源時，找到了“分工”這個原因。市場的規模決定著分工的范圍，分工的范圍決定著效率的高低。工商業時代的來臨，帶來了公共領域的“大分工”，傳統的封建王權體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是一種“分工”，目的首先是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離和司法獨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壓力;聯邦制的出現和相當一部分立法權的地方化，也是為了效率，便于更迅速地回應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來各種NGO的出現，使許多公共服務從傳統的政府系統中分離了出來，這也是公共品供給領域進行“分工”的結果。從這樣的角度看，我們可以有一個全新的視角：西方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是工商業社會到來造成的公共品供求關系調整帶來的變化，結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領域橫向縱向的“大分工”。

基于這樣的思考，我認為，今天中國公共品的短缺現象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由中國社會工商業的進程所帶來的，它開始集中表現在公共品投入產出的關系上，集中表現在公共品的供求關系上，集中表現在要求公共領域的“大分工”的壓力上。面對工商社會的復雜多變、專業性極強、數量龐大的公共品需求，傳統的縱向一體化管制的供給體制完全不能適應。權力集中起來，但卻承擔不了責任，以至于演化成現實中的“推責攬權”，使權力與責任嚴重不平衡，使公眾急劇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滿足，這便是中國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這個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如果這樣的判斷有一定道理，那么我們就會明白，面對今天中國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種為人民服務的道德說教所能解決的，不是那種隨機調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決的，也不是那種簡單調整一下政府部門的職能所能解決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給領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確立，便是這種“大分工”的結果。(楊鵬 中國體改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

黨的八大報告解讀——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范文三

一、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生產力。它們表現為二者的矛盾運動。這種矛盾運動中的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就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亦稱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從過程上看，這一規律表現為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總是從基本相適合到基本不相適合，再到基本相適合;與此相適應，生產關系也總是從相對穩定到新舊更替，再到相對穩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這種矛盾運動循環往復、不斷推動社會發展，進而推動整個社會逐步走向高級階段。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作用構成二者的矛盾運動。

這種矛盾運動在實際運行中是極為復雜的。其一，在同一性質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中，上層建筑的不完善部分，沒有反映經濟基礎要求的部分都會同經濟基礎發生矛盾。其二，在不同性質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中，矛盾更為復雜，主要表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基礎同舊上層建筑的殘余、未來上層建筑的萌芽之間的矛盾;新舊上層建筑之間、新舊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等。其三，當一種社會形態處于上升發展階段時，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一般是相適應的;當一種社會形態處于沒落時期，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變革的客觀要求則是不適應的，其矛盾則變成對抗性的，全局性的矛盾。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運動規律，就是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這里的“一定要適合”表明：經濟基礎狀況決定上層建筑的發展方向，決定上層建筑相應的調整或變革，而不允許上層建筑長時期落后于或不適應自己的發展;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須取決于和服從于經濟基礎的性質和客觀要求，而不允許上層建筑脫離經濟基礎的發展狀況和水平。

這兩對矛盾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始終，并規定了社會發展過程中各種社會形態、社會制度的基本性質;制約著社會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決定社會歷史的一般進程，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社會基本矛盾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上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和解決方式，并從根本上影響和促進社會形態的變化和社會的發展。對抗性的矛盾通常通過階級斗爭甚至社會革命來解決，非對抗性的矛盾通常通過改革的方式來解決。

二、我國現階段的上述兩個矛盾的表現形式以及內在關系 當前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生產力水平還不高，距離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還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方面的需要。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

政治制度中還有不夠完善的方面，在意識形態領域還存在某些落后的、不適合實際情況的東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以上情況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特點。這些矛盾處理的不好，加上歷史的原因，各地區、各民族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多種所有制及分配方式的存在及個體收入的差距拉大等，就會引發甚至加劇各類社會矛盾。但從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上說，這些矛盾主要是非對抗性的矛盾，應當而且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自我完善發展即改革來解決。為此，我們黨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并進一步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發展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堅持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筑改革結合起來，使中國社會從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都發生了意義深遠的重大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

三、當前我國社會矛盾的表現形式

要準確回答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否發生改變這個問題，有必要對我國當前的社會矛盾有一個很好的認識。綜合有關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個人認知，目前民眾反映強烈的社會矛盾主要有這樣幾種。

(一)高昂的生活成本

很多學者在研究中，指出目前高昂的生活成本已經成為民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這也是我國目前主要的社會矛盾表現形式。這個問題又集中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首先，高企的房價成為我國居民的主要負擔。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國商品房的價格與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已經超過了4:1，這個比例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2倍多。很多城市居民為了一套住房，省吃儉用一輩子，這顯然不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終目標。其次，較高的教育成本。根據世界水平，一國財政投入在教育領域中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這個比例在發達國家則高達7%。但是我國由于多種原因，目前政府公關財政投入在教育領域的比值不到4%，不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是嚴重落后于發達國家。由于公關財政在教育領域投入較少，導致居民承擔了很多教育成本，雖然近些年來我國在義務教育領域加大了投入，但是由于教學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優質教育總數較少，很多居民為了孩子的未來，需要為獲得優質教育資源支付更多費用。第三，高昂的醫療費用。目前醫療價格過高已經成為民眾普遍反應的一個主要問題之一，很多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居民“因病致貧”、“有病不敢醫”的現象較為突出，也成為目前我國社會矛盾中的一個突出表現。第四，就是不斷上漲的物價。我國物價尤其是今年以來，上升勢頭雖然得到了很好的遏制，但是依然在5%以上的高位運行，而且，前幾年還出現了“糖高宗”、“蒜你狠”的個別商品價格大幅上漲的現象，也引起民眾的不滿。

(二)腐敗

縱觀世界，即使是美英日法等世界先進國家，腐敗也是這些國家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在我國，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同時由于過去法制的不完善，目前我國干部隊伍中存在著一些腐敗分子，而且也發生了一些嚴重的腐敗案件，比如前藥監局局長不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貪污受賄。這類行為顯然嚴重影響了領導干部的形象，同時由于這部分群體代表了我黨和政府的形象，這類行為還將嚴重影響我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的形象，有可能引發潛在的矛盾。

(三)服務政府理念還沒有形成

服務政府理念起源于20世紀中期的西方發達國家。我國進入新世紀以后，也加強了服務政府的建設力度，但是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以及封建殘留思想的制約，在很多地方，服務理念還沒有形成，比如民主觀念喪失，在各項決策中不能很好的接受民意、咨詢民意，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在很多地方強制拆遷引發了很多矛盾，不利于社會穩定。此外，服務民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還不強，對于人民群眾的各項服務需求，比如信息公開、行政審批等等，很多部門在信息公開上以各種借口躲避信息公開，而且行政效率低下，也成為目前我國社會的矛盾表現之一。

四、我國當前主要社會矛盾依然沒有改變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對我國當前社會幾種社會矛盾有了一個很好的認識，但是，從整體上來看，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沒有變，我黨關于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的判斷并沒有過時。

原因有這樣幾點：第一，對于任何社會，如何促進生產力始終是這個社會發展的核心思想。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要素。當前，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這就要求我國必須要將發展生產力作為一切事業的核心任務，不斷促進我國生產力發展。

第二，我國雖然從經濟總量上看，在2010年就已經達到了39萬億人民幣，成為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實體，但是從人均來看，我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依然拍在世界百名之外。此外，我國城鄉差距依然較大，這類差距不僅表現在具體的城鄉居民收入上，而且關于醫療、教育、基礎設施等，城鄉之間的差距更大。正是基于我國這樣的現狀，我國目前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在這樣的國情下，強化生產力發展，。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需要，依然是我黨執政最迫切的任務。

第三，高昂的生活成本，無論是房價還是醫療成本和教育成本，從根本來看，都是相關物資攻擊不夠導致的一個后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唯有增加供給，這也證實了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生產力之間存在矛盾。

第四，腐敗以及服務理念不強，屬于政治文明的建設。無論是民眾反映強烈的拆遷問題，還是政府部門信息公開意識不強等等，都屬于政治文明這一個范疇，而在這我國主要矛盾的概述中，不僅要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也要滿足文化需求，很好的概括了民眾對政治文明的訴求。從以上幾個原因來分析，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社會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至少在現在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五、促進我國社會矛盾解決的對策

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各類社會矛盾突出，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依然是最主要的矛盾。根據目前這類矛盾的表現形式，提出如下對策。

(一)努力降低居民生活成本

物價始終是居民最關心的問題。目前我國居民對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的高價格普遍存有一種批評態度。為了穩定社會發展，切實降低這些領域的價格，未來，有關部門第一要加強供給和投入，比如繼續加大保障房建設，向教育領域和醫療領域投入更多的公共財政，從而增加供給，以滿足人民群眾對這些領域的需求。第二，樹立科學發展理念，積極踐行為民服務的觀念。這也是我黨獲得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降低物價方面，必須強化人本理念，真正關心人民群眾的福祉，始終堅持人民利益之上。第三，加強監管，嚴厲打擊各類違規行為。就房地產行業而言，要加大捂盤行為和虛假宣傳等不正當競爭以及干擾市場正常運行的各類行為的查處力度。就教育領域而言，要加大查處力度，重點查處違規收費的行為。在醫療領域，則要加強對醫生從業行為的監管，避免給患者帶來沉重的經濟壓力。

(二)強化法律建設，有效避免腐敗行為

腐敗是世界任何國家都重點打擊的行為。為了有效打擊腐敗，增進黨群、干群關系，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第一，要加強法律建設，通過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構筑一個防腐法律墻。第二，完善監督。既要發揮傳統的紀委、人大等監督，同時還要發揮新聞媒體等被譽為“第四方監督”力量的監督作用。與此同時，還要發揮民眾的監督作用。尤其是近些年來隨著網絡監督的不斷發展，民眾監督的積極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很大的發揮，有必要進一步發揮這類監督作用，有效防止腐敗。第三，要加強領導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設和教育。

(三)樹立服務意識，推動服務政府建設

服務政府是21世紀政府的發展趨勢。要推動服務政府的建設，第一，要樹立服務意識，這是推進服務政府建設的關鍵。如果沒有一個服務意識，顯然是難以實現服務政府的建設目標的。第二，加強考核力度。要制定嚴格的但與實際相符合的各類考核體系和指標，推動服務政府建設的積極性。第三，還是要發揮人民群眾等不同監管主體的監督作用，通過強化監督，以推進服務政府的建設。第四，還要積極借鑒世界先進經驗，推進服務政府的建設力度。

(四)加快經濟發展是關鍵

事實上，要解決我國的主要矛盾，最關鍵的還是要加快經濟發展。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第一，要改變傳統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向集約化發展模式轉變。第二，要強化科學發展的執行力度。通過不斷推進科學發展，促進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第三，重視創新，強化自主創新，以增強我國的科技競爭力。

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為了更好的推動和諧社會發展，促進矛盾的逐步解決，在未來我國必須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切實有效的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加大服務政府的建設力度，同時加大對腐敗的懲處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