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當理性的極客成為衰老的養蜂人

◎章利新

據說，福爾摩斯是世界上被搬上銀幕次數最多的小說人物。他遠遠超出了偵探小說的范疇，而成為一個在各領域廣泛流通的文化符號，代表著理性、智慧、真相和正義。從19世紀末到21世紀初，源源不斷的各種改編基本上都是在認同這個符號的基礎上添油加醋完成的。

2015年，導演比爾·康頓的電影《福爾摩斯先生》卻要做一個“解構”的嘗試。電影虛構了福爾摩斯晚年生活的境遇，虛構了令他一直愧疚的“最后一案”，以及他和日本人梅崎交往的故事……一切旨在剝離我們對福爾摩斯習以為常的刻板印象，創造一個反省的溫情的普通養蜂人福爾摩斯。

當福爾摩斯老去

1947年，93歲的福爾摩斯隱居在蘇賽克斯郡已經30多年了，過著養蜂人的田園生活。這是一個不戴獵鹿帽、不叼煙斗的福爾摩斯，經常嘲笑華生在探案故事中對他的隨意想象，同時他正和不斷衰老的身體、不斷退化的記憶做斗爭。

選擇虛構晚年生活，把故事的核心從“頭腦”切換到“身體”，正是解構福爾摩斯的絕好角度：一個一向憑絕頂聰明的頭腦化解一切困難和謎題的偵探，此刻不得不向自己的身體低頭，不得不讓身體成為生活的重心。

正是衰老的身體，使福爾摩斯直面死亡，扎根現實，不得不接受別人的照顧，從而和羅杰、門羅夫人建立起緊密的、日常的生活關系。

與之相比，作為偵探的福爾摩斯長期習慣了和他人在工作中形成的對象化的關系：助手、客戶、嫌疑人……生活被縮減為一個內容：分析線索、尋找真相。而他一直處在這種關系的核心或制高點上。

然而，在晚年的日常生活中，他被還原為一個需要照顧、需要打發時間、需要聊天的普通老人。從前的孤僻、不近人情，以及智慧帶來的優越感，在這種生活中也被慢慢改變，集中體現在他和門羅夫人的關系變化中。

這種變化的核心是，福爾摩斯慢慢擺脫了理性主導的偵探思維模式，從而對生活和人性有了更豐富、更深入的理解。這也讓他對“最后一案”的艱難回憶和反省，變得格外動人。

虛構的最后一案

“最后一案”的故事是完全獨立于《探案集》的全新虛構，發生于1918年一戰結束，同時也是華生離開之后。在這個案件中，孤獨的福爾摩斯遇到了孤獨的安，但他并沒能理解安的孤獨。即使在他準確地分析出安故布疑蹤，并有自殺準備后，面對安作為孤獨者的邀請，福爾摩斯冷漠地拒絕了。不久，安自殺。

福爾摩斯本來能夠拯救一個人，而不只是發現一個真相。這個案件沉重地打擊了福爾摩斯，讓他退隱田園。在生命的最后時日中，為了糾正華生對這個“玻璃琴案件”的不實敘述，也為了他最后的讀者羅杰，福爾摩斯決心重新記下案件真實脈絡。在這個過程中，老年福爾摩斯得以重新理解安的孤獨處境，以及人性的復雜一面。

在兩人最后的對話中，福爾摩斯說：“我這輩子一直很孤獨，但我的思維能力是一種補償。”安問：“但這就足夠了嗎？”

對于安的問題，晚年福爾摩斯得出否定自己的答案：人只有理性遠遠不夠，人性是不能僅用邏輯去解釋的謎。除了作為理性思考者，人更是始終面對死亡的孤獨者，所以他會絕望，所以他需要愛人、朋友甚至逝者的安慰和陪伴，需要比真相更多的東西。

至此，電影已經把解構推進到福爾摩斯核心符號涵義的層面，老年福爾摩斯正在顛覆福爾摩斯形象本身。

福爾摩斯形象的解構

福爾摩斯的形象誕生于19世紀末的英國，正值維多利亞統治時期，是英國歷史上兩次工業革命后的黃金時代。那個時代技術發明浪潮洶涌，大眾信仰科學進步，對于現代工業世界充滿了樂觀和信心。

福爾摩斯是那個時代的信念的化身。小說中，他深居簡出，除了辦案外，整天在屋子里做實驗。他沒有家庭，拒絕女性。他的思維方式是純理性的，從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及偏見，他將一切有礙于理性思維的因素排斥于生活之外。用小說中的話來評價的話，“福爾摩斯這個人有點太科學化了，幾乎近于冷血的程度”。

神探福爾摩斯形象的核心是對科學理性的崇拜。愛因斯坦在《物理學的進化》的開頭就把在自然界里發現秘密的科學家比作福爾摩斯式的偵探。他寫道，對于閱讀自然這本書，科學家“既是讀者，又是偵探，他得找尋和解釋（哪怕是部分地）各個事件之間的聯系”。

《福爾摩斯先生》的核心主題就是對科學理性的反省，并且這種反省不止停留在老年福爾摩斯的個人人生感悟之上。“最后一案”的背景是一戰，廣島之旅的背景是二戰，這讓電影的反省主題觸及歷史和政治的深度。

1947年，為了尋找有抗衰老功能的巖山椒，福爾摩斯在梅崎的邀請下來到廣島。他目睹了廣島在原子彈爆炸后的慘狀，也感受到日本人的親情關系和對逝者的態度，但他也“偵探出”梅崎的別有用心，并以他一貫的冷傲自負、以無情的真相打擊了梅崎對父親的好奇心。

在此，導演試圖讓觀眾發現：日本人梅崎在福爾摩斯那里受到的傷害，和廣島受到原子彈的傷害，有某種相似之處。如果人與人之間只剩下冰冷的理性關系（利弊、真偽的簡單計算），那么科技只能成為彼此傷害的工具，世界將是多么可怕。

得知廣島遭原子彈襲擊后，愛因斯坦開始后悔推動原子彈的研究。1948年7月，愛因斯坦在寫給“國際知識界和平大會”的信中說道：“我們從痛苦的經驗中懂得，光靠理性還不足以解決我們社會生活的問題。”在20世紀，大量思想家對技術進步和理性工具化的反思，也都已經成為我們寶貴的文化資源。

在電影的結尾處，在經歷了和門羅夫人關系的緊張和諒解、“最后一案”的重新梳理之后，老年福爾摩斯完成了徹底的轉變，放棄了對真與知的理性偏執，成為一個真正的普通養蜂人，懂得生活需要像蜜蜂一樣在共同體中汲取和給予意義和溫暖。或許，最終他在門羅夫人和羅杰的照顧下第一次找到家的感覺。

最后，他提筆給梅崎寫信，為他虛構一個父親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寄托著他的善意、歉意，以及對人性的新認識。

總體而言，《福爾摩斯先生》即使僅憑精湛的表演、精致的敘事也已經是一部優秀的電影。創造一個解構福爾摩斯的老年版福爾摩斯，這一基本立意更是給人巨大驚喜，為我們審視福爾摩斯形象的符號涵義打開巨大的思想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