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呢?下面就由小編為大家介紹一下律師事務所實習總結的文章，歡迎閱讀。

律師事務所實習總結篇1

我于XX年年8月進入xx律師事務所實習，至今已滿一年。在該律師所的無私支持與實習律師的耐心指導下，我獲得了很多業務鍛煉機會，實務經驗與業務水平增長迅速，對律師執業的理解也逐漸深入，可謂感慨良深，且受益非淺。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訴訟類業務

實習期間，通過參與及旁聽律師所里承辦的各種類型案件，我比較全面地掌握了各類訴訟業務的特點，及如何充分運用訴訟中的各種程序和權利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記得在協助所里承辦一宗觸電人身傷害賠償案件中，我通過對庭審中了解到的事故細節詳細分析，及時向法院提出增加被告的申請，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原告勝訴后的受償可能。而在辦理另一宗過失致人死亡的刑事案件中，我通過經辦律師與犯罪嫌疑人的交談，對犯罪嫌疑人的真實年齡提出質疑，并及時向有關機關提出了要求進一步核實犯罪嫌疑人的申請。經有關機關核實，最終確定犯罪嫌疑人不足16歲，犯罪嫌疑人被無罪釋放。雖然本案為法律援助案件，但律師的及時參與及認真正確地運用法律，從根本上保障了司法的公平與公正。

(二)非訴類業務

實習期間，我也協助所里的律師處理一些非訴訟類的法律業務。主要包括提供法律咨詢、各類合同的起草、參與客戶的談判。通過對非訴類業務的實際參與，我深刻體會到，非訴類業務存在于社會的各個層面及時段，體現在廣大人民群眾社會生活的各個細節，擁有非常廣闊的舞臺和發展空間。隨著人們的法律意識及自我權益保護意識的逐漸增強，非訴類業務將會成為與訴訟類業務并重的律師業務。

(三)對律師執業的認識

律師是一類實踐性職業，豐富的實踐經驗有時會比精專的法律知識更為重要。中國的律師業因起步較遲，再加上“”期間的停辦，至今為止發展也不過二、三十年。沒有完整的實踐理論指導，律師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怎樣做才算成功，都還停留在見仁見智的階段。很多律師都曾在盲然地摸索中，僅靠自己的錯誤和失敗換成的經驗與教訓來提高自己的執業水平。所喜的是，隨著律師隊伍的壯大，律師素質及修養的不斷提高，律師執業已開始走向規范化。今年首次出版的《律師執業基本技能》系列叢書就是對律師執業規范化的一種歷史性嘗試。作為即將走上執業的我希望能夠抓住這個歷史契機，以最快的速度成為一名合格的律師。

律師事務所實習總結篇2

“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為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為盡。”通過這次的兩個多月的實習工作，我深刻地明白了這個道理。

我這次實習的單位是位于浦東的三石律師事務所，主跟江律師實習工作。事務所并沒有因為我年輕，尚未大學畢業，而隨便給我安插個無足輕重的閑職來敷衍了事。江律師和藹可親，對我悉心指導，而其他律師也給予了我許多幫助，正由于他們的傾囊相授，令我開拓了眼界，對律師領域的工作有了相當深入的了解，了解到了這個行當的意義，其中的個中曲折，使我將來從事這個行當，或者其他與法律相關的行當時，能夠更加得心應手。總體來說，這次實習相當有意義，對我幫助很大，實踐出真知嘛。

下面我就通過這次實習的經歷，來談談我的收獲：

作為大二剛畢業的學生，實習工作的機會少之又少。這次炎炎夏日，連著二十多天的高溫，對我來說還真是考驗呢。拋開法律版塊的知識不談，在這次實習中，每天的上下班對我就是一種鍛煉了。我體會的金錢的來之不易，父母每日為生活奔波的辛勞。不由地，我在家中的家務也做得多了起來，時常幫著父母打掃衛生，準備飯菜。我感覺不僅大腦充實了，身體得到了鍛煉，也精神也得到了升華。

剛進事務所，一張張陌生的臉孔著實讓我有些恐慌。要讓這一張張臉變得熟悉起來，讓這一張張臉變得和善、可親，變成會心的歡笑和幫助的善意，而不是偽裝的面具，甚至是附上了屏棄、厭惡的表情，對我也是一種鍛煉。平時同學之間，由于大家都沒有真正踏上過社會，在待人接物、相互交往間，總是略顯稚氣。

我們會為一點小事，一句無意間的話語而爭辯不休，但一旦遇到困難時，我們又會互相幫助。在學校里，我們展示的是真實的我們。但我知道，在社會里，就是純粹的爾虞我詐了，在一張張面具之下，心靈都是被紗布厚厚的紗布蓋上一層又一層的。當然，這么說可能有所夸張，但人際交往確實是我這次實習中的一大課題。我始終保持面戴微笑，主動地向其他律師們詢問是否需要幫助，幫他們倒茶，有機會的話打掃會衛生，沒幾天，我和他們就打成了一片。他們也放心地把一些手頭工作交給我去做。負責知道我的師傅，江律師也帶我出去，參加咨詢、會見委托人、會見當事人、調解、庭審等等。從人際交往而言，我確實獲益非淺。

轉到工作上，則比較簡單了。律師的工作和背背法律條款確實是兩碼事。律師的工作重頭應該就是見委托人吧，這類事情可不是能給我經手的。我的實際工作是整理文書。江律師細心教導了我格式的寫法，然后把他積存的一大堆資料交給了我。內容雖多，但熟能生巧，沒幾天，這些法律文書就都搞定了。其他律師也把他們積存的檔案拿了出來，有的律師可真夠邋遢的，居然夾著自己的律師證的復印件，我差點把它當證據整理起來。

其實作為律師，在事務所呆的時間并不多。來事務所咨詢的人也是少之又少。他們一般都是到處奔波，“拉生意、談生意、做生意”一個律師這么解釋的。所以純粹呆在事務所里，能學到的東西還是相當有限的。幸好江律師經常帶著我出去走走，讓我眼界大開。比如去監獄會見當事人，我就了解到了律師的談吐技巧，教當事人如何去應對，等等。根據科爾伯格的“道德辨歧”理論，人為了尋找善惡的平衡點，永遠是往善惡兩端不斷徘徊的過程。

世上沒有善人和惡人，只是在尋找平衡點時，迷失了方向。使他在惡的一端或善的一端找不到歸路。基于這個已經為世界80%以上的國家作為基礎教育課程的理論，我如果作為律師的話，一定會全力為當事人打拼，給他一條自新之路，一次再次尋找到平衡點的機會。而跟著江律師去咨詢才叫有意思。這是一個房地產糾紛的案子，他先和當事人打包票說案子一定能圓滿解決，然后就帶著我去有關單位咨詢這樣的案子按照規定會怎么處理。原來他自己都沒搞清楚啊，我恍然大悟。而民事糾紛，基本就像是兩個商人在談生意，互相商量價格，最后達成默契，而法官則像個中介，在一旁默不做聲。刑事訴訟是最讓人有所感悟

的，這和案件聚焦、東方110里的世界真的不太一樣。

電視里的真的有些理想化，像是給民眾看的東西。而真實的庭審，讓人不由對被告有所同情。法庭，應該算是社會丑惡面的一部分吧，因為站在被告席上的，大多是對社會沒有貢獻的那類人。看著他們的哭訴，靈魂不禁得到了凈化，但學習法律的人，似乎應該把感情因素完全拋開呢，法不容情啊!

所謂看人挑擔不吃力。很多人覺得律師是非常輕松的職業，整天不用呆在辦公室里，到處走走，錢就來了。我通過這次的實習，我體會到了律師工作也不是那么簡單就能完成的，何況如今社會，這么多的律師，這么多的律師事務所，相互間的競爭如此激烈，誰還會有閑情去咖啡館稍作休憩呢?誰還會去眷戀路邊的美景呢?

想到這些，我也不禁聯系到了自己。所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通過這次的實習工作，我正確認識到了哪些東西是我所缺乏的，哪些東西是我要重點學習的。這次的實習工作成了我學習的指路針。來年的寒假，我還會找一份實習工作，因為知識就是通過不斷的學習，不斷的實踐得來的，相互促進，相互依存。

以上就是我對這次的實習工作的總結。

律師事務所實習總結篇3

理論的應用窘境在現實面前總是被展現得異常清晰和易于理解，也許站在法學理論學說的角度，我們無從去應然的總結法律實務和法學理論的間隔，但當我們在實務中以自我的真實水平去檢驗自我的想象水平時，我想，在此期間由理想與現實的阻隔與差距所形成的感悟和慨嘆定必不可少，但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這些，比這些更重要的，也許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想應是理論經過實踐的檢驗并經審慎思考后所對我們未來前進方向的指引與規劃。下面是我在律師事務所實習的總結報告，對于實習感悟本身的敘述也許于我而言并不能代表我的真實水平，而關于制度和現實的理論思考我想才是我真正得到并將在以后的生活中指導我更為針對的學習和更為有效的鉆研的絕佳動力。

一如我在實習的第一天在日志上寫的那般：“法律如果不被適用，那么它將形同虛設”。而在我們特定的中國語境中法律的欠缺操作性和技術性的障礙總是對律師的業務水準提出了空前的挑戰。按照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則——“如果不被法律禁止即可實施”，在當今的公民社會中，我國的私法卻又暗含著對公民社會的保障不充分和不周全。這也就在司法的實踐中造成了律師和法官對法律的理解不一，而理解不一的結果既是對案件的不同認知，由認知的不一所對當事人權益的充分保障在此就生出了障礙，這種障礙有時在我們制定法律時就已顯現，而顯現的障礙并不能導致相關利益主體割舍自身的利益，而由司法的實踐去檢驗障礙就成為必然。

例如，在我們所代理的一起“遺贈撫養協議”糾紛中，老太太和自己的養女簽訂了此協議，由養女負責自己生老病死的各種事情，而在其死后由養女繼承自己的遺產，而老太太的親身女卻以遺贈撫養協議不能和本身具有贍養權的人簽訂為由提起訴訟。按照我國繼承法的理論學說，遺贈撫養協議關系成立的相關主體應是本身沒有撫養權和贍養權的雙方，要是雙方本身具有撫養贍養關系就不必簽訂此協議。因為子女本身就對父母富有贍養的義務，這種義務是法律所規定的，且這種義務的履行并沒有相對應的“對價”予以對等。而在此案中，雙方簽署“遺贈撫養協議”既是屬于私法的范疇，且在法律上并沒有禁止此種協議，到底是認可這種協議還是按照理論學說不予認可即成為本案的焦點。我們傾向于認可此種協議，考慮的原因是：老太太與本身享有贍養自己的養女簽訂此協議，一是并沒有被法律所禁止，二是此種協議對于保障老太太的晚年生活有益無弊，三是此協議的內容與形式都沒違反法律的規定。假設老太太的晚年生活沒有一個人愿意贍養，而老太太又想享受細致周到的關懷，以此種協議去約束子女無疑是眾多選擇中最佳的。子女在沒有盡到贍養義務時老太太可單方面接觸協議，此種對于子女的約定約束是比法律的強制規定要好的多。當然我并不很是贊同將此種協議在社會推廣，因為我們的生活中還有些老人自己本身并沒有所謂的“財產”，或是自己的財產與子女的并沒有明確的分割，二是讓老人以財產的繼承要求子女贍養自己于情理上老人做不來。我們在向法官舉證說明時就是以上述的理由闡述，并詳細說明了此種協議的在法治的精神下并沒有被法律所禁止，私法自治的原則應是此案的最好見證。最后法官的判決是我們所期望看到的，更是我們所應看到的。私法的原則體現并不是僅僅停留在書面上更應以看得見的方式展現于現實社會。對于本案，本身并沒有太多涉及律師和法官認知上問題，我想在此闡述的是，對于法律的理解和解釋到底是基于什么又在貫徹著什么樣的原則性。法律沒有禁止的行為當事人踐行了，理論學說的意見是不予認可，而不予認可的學說又與私法的基本原則相違背。兩種利益主體的“解釋”都是在向本身于己有利的方面解釋，而我們到底以何種的理解和解釋原則才可避免法律適用的尷尬。作為律師，我想，首先的基本價值尺度應是按照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則理解和解釋，而不是僅僅站在自己當事人的角度分析。在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則與當事人的意愿相違背時還應堅守法律的精神和原則。世人說，律師僅僅是為當事人說話的，在為了當事人的利益時律師可以通過自身對法律的狹義理解違背法律卻還是站在法律的原則下行事。而在我所經歷的種種律師辦案實踐中，試圖以我在學校中學到的理論和設想論證這種假設時卻顯得那般力不從心。中國的法治進程并沒——也更不是很如——我們想象或是他們想象的那般脆弱。律師是一個法治社會應有的權益保障，按照西方法治國家的律師與人口數相比，我們的律師數量還遠遠低于法治國家的要求，但也正如我所言。我并不傾向于僅僅是以數量和西方法治國家相比，比這些更為深切的原由是我們的司法需要和他們不可相提并論。還因我們的司法本土資源和他們的制度基因有著天壤之別。世人那樣去說律師的價值是以他們固有或是以他們所片面的了解信息得知的，而在實踐中親身接觸了律師的生存景況后卻是那般的思索萬千。

首先，在中國本土做律師，律師有時真的不是在為了法律的精神和原則前去為當事人利益考慮，而考慮更多的卻是關系和人情，這是中國化法治進程中特有的現象。一個案件的雙方，一方的某某是jú長，另一方的某某是另外一個局的jú長，等案件到了法院的時候，這個案件即外化成了權利紛爭的舞臺，因為雙方都會通過關系說話。這時展現彼此理由的事實即被權利所替代，而律師在此案中的角色定位我有時也在想，他們到底是在為了什么而為當事人利益作保障。說按法律，這個案件本身就沒按法律辦，說按關系，這個案件里面還是要暗含著法律的陰影的，因為法官在判決時總要找到相關的法律法規做鋪墊。很有意思的是，即使這個案件完全是個十足的法律錯案，在法官的判決中一般人也會認為這是個在法律上看來公正的判決，因為法官會在寫判決時經過特殊化的處理試圖為自己的法律錯案找到相關的法律法規做支撐，而且這種法律法規的支撐在有些法律人看來也是正確的，因為法官是在適用現行的法律辦案。我們無力去說此種法律法規有問題。當然，這樣的案件總是很少的，也可能在我們實習的過程中一件也遇不到，而我想說的是這樣的案件不是說少了我們就慶幸了，我們理應慶幸的是這樣的案件在中國絕跡而不是僅僅說減少了。關于關系案或人情案對司法正義或是對司法公正的挑戰自不言自明，而考慮到中國特定的語境，法治的追求

目標總是和世人的理想目標相去甚遠，連同律師的角色定位也遭詬病，我們就不得不思考，律師在辦案的過程中理應以何種姿態樹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并讓世人尊敬這個職業進而敬畏這個職業即成為一個值得探討和思索的話題。

其次，中國的律師隊伍普遍要比法官隊伍整體法律技能高。這樣高水準的律師在向低水準的法官闡釋法律時難免會出現彼此的理解差異，又因為法官的“權利文化”作怪，律師往往在這一“博弈”處于不利的地位。因為，進入律師這個行業它的門檻水準高，原先的法官人員聘用制度都是內部考核，而讓自己考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晉升的制度他的弊端是顯現的。而律師的行業準入度還是律師資格考試，而律師資格考試的試題難度和考核水平當然的要比法官的高許多。我們也當然不能以偏蓋全的就說法官的水準低律師的水準高，而僅僅是說這個準入的尺度至少說明了他們的前期能力水準的不一。第二就是法官的工資待遇由國家負擔，對于法官的社會保障要比律師好的多，某一職業的待遇和薪水好且還沒有對此相配套的考核制度，那么此種職業人員業務水準的上升幾率即會很少。律師是自謀生路，他們的生活保障完全是考他們自己的業務水平，而且自己的業務水準總是和自己的生活水準相掛鉤，而在法院有的法官即使業務水準不強他還一樣的可以過上有保障的生活，就因為他處在這個被行政所壟斷的體系中可以享受到壟斷多帶來的利益。當律師和法官對于法律的理解和認知不一時，雖然律師為了自己當事人的利益可具理紛爭，但此種紛爭的結果有時在還沒有開始紛爭時就已注定。又因為律師和法官的之間一個是“權利文化”的替代者，一個僅僅是當事人利益的替代者，而這兩替代者之間的利益紛爭往往在處于平衡時更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這個外在因素的影響有時竟是定性的，它可以使這個案件完全的倒向另一邊。例如上述案件，假使另一方(老太太的親身女)找到關系說服法院(在這個說服的體系中說服了法院一般都可以說服法官，除非這個法官故意和打招呼的領導鬧矛盾不予照辦)，那么法官也可以將這個案件判決成，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遺贈撫養協議”不能和本身享有贍養權的子女簽訂，所以此協議無效，為此法官即可以支持親身女的訴訟。從而在這個“權利文化”的對訣中，沒有權利身影的當事人天然的處于不利地位，既而承擔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再者，律師對于案件勝訴決定權的掌握并不是如他們當初向當事人承諾的那般堅定。有的律師總是在接到案件后向當事人承諾，此案一定贏，要是贏不了我可以少受或是不受律師費。這樣的承諾于當事人看來是大有好處，而最后真正的結果當當事人不愿看到時，律師與當事人關于承諾的糾紛就此生起。我認為，在當事人向律師闡述案件事實時，總是僥幸的假想或是因為對法律的不了解而認為，案件是他方有錯，自己一點錯也沒有。而且當事人也總是傾向于只說自己對的地方，不說自己錯的地方，這樣建立起的事實當然的在律師看來是對自己的當事人有利的，而假使律師僅僅是以當事人陳述的事實定性案件。那么，案件到了法院審理時，由對方所闡釋的另一種事實與自己掌握的自己當事人的事實不一時，由于本身對案件的了解不充分，敗訴的幾率大那是很有可能的，當敗訴的結果已定局時原先的承諾在此即才成為導致律師與當事人糾紛生起的誘因。所以，我認為，在律師受理案件后哪怕自己深信當事人的陳述是正確的，也萬不可給當事人做打贏官司的承諾，由于案件單方面的不全面性，到時出現了以外情況，那么這樣的承諾就變成糾紛的誘因并進可能導致律師與當事人間的官司發生。

最后，也是對我學業上有觸動并進可能指引我未來學業方向上的思考。伴隨著中國加入wto后的經濟全球化競爭。跨國的法律糾紛日益增多，例如上次歐盟對中國大陸提起的反傾銷，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置的特別限制措施。這樣的糾紛我們國家的企業在應訴時大多是聘請當事國的律師，因為在中國的本土沒有這樣既懂西方法律訴訟又懂中國特定環境的律師。本身西方的律師費要遠遠高于我們，中國的企業也想聘請大陸的律師，可需求的尷尬是本身自己國家的法律職業教育并沒有為此種的職業方向培養專門的人才。中國現今的法學教育一方面是學習法律之人過剩，一方面是法律的高精尖人才緊缺，而法學教育的盲目性和中國學生選擇專業的盲目性共同導致了現今法律教育的落后性和法律學生就業的瓶頸障礙。我想，應該做和必須做的就是按照法律的職業規劃培養法律人才，而不是僅僅按某一特定模式給學生灌輸法律知識，讓學生記得了什么也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應是讓他們以這樣的知識找準自己的職業方向并把職業方向的定位與社會的緊缺人才結合起來，我們社會需要的不是學習法學之人，而是學習法學后所被塑造成的高精尖法律人才。這樣的法學人才組成的律師隊伍才是未來中國法治進程崛起和加快的最好保障和最佳依托。